即便是不费力气的转载，也几乎不做了。愧对这个空间，好吧，积压了N久的手机报里有一文值得转载，也算是个交代。

不清楚移动全球通专刊的幕后推手是谁，不做删减，保持原味——正史与野史，都很精彩，戏说之也无妨。

[史迹]告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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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中国人对告密行为胆战心惊，同时忍气吞声。讳提告密的做法，没有减少坏人，却让好人丧失了提防坏人的能力。

中国的许多地区都有一个风俗：每年到腊月二十三，把麻糖之类调开了，抹在灶王爷的嘴上，据说这样做，灶王爷在上天向玉皇大帝反映情况的时候，就只会说好听话，而不会说这家人做的坏事。在有些地方，送灶王爷的时候还要唱这样一句歌谣：“腊月二十三，灶君爷爷您上天，嘴里吃了糖饧板，玉皇面前免开言，回到咱家过大年，有米有面有衣穿。”这是一个敬神的风俗，却大可以看做中国民间对有能力打小报告者的态度：用贿赂的方式让其不说坏话，是成本最低的办法。现代的祭灶习惯则来自于告密政治横行的明清时期，在那几百年里，多数老百姓也是用沉默和不惹事来应对各式各样的告密者，这给告密行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圣人论告密
历史上最早的告密可能就要追溯到商朝末年的崇侯虎。当时的纣王无道，杀害了九侯、鄂侯两位诸侯，当时西伯侯姬昌是个开明的部落首领，他听说此事后叹息了一下，偏巧被另一位诸侯崇侯虎听见了，就跑去告诉纣王。结果姬昌被纣王囚禁起来，纣王甚至把姬昌儿子的肉拿给他吃。最后还是一群大夫们送了纣王和几位宠臣许多礼物美女，才把姬昌赎回来。

上古时期的君主没有那么多有资于政道的书本可以参考，加上纣王在谋略方面确实也不算高明，这位天子在释放了姬昌之后还赐予他弓箭，让他有征伐的权力。更为令人发指的是，纣王干脆出卖了告密者崇侯虎。姬昌也没客气，后来就找茬把崇侯虎给灭掉了。

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这段历史的时候，已经有圣贤对告密者进行了价值判断：在楚国曾经有一个叫直躬（这个名字昭示着他是个实心眼）的人，他的爸爸偷了一只羊，他跑去告诉令尹，令尹说：“杀！”（春秋时期的王法比较简单，基本是肉刑、苦役和死刑结合）于是直躬说，那既然要杀我爸爸，我就代死好了。于是他被捆上刑场，哭喊着说：“我把爸爸都举报了，我多守法啊。我又替爸爸死了，多孝顺啊。我这么又守法又孝顺的人，居然王要杀我，多可悲啊。”后来楚王和令尹都被他侃晕了，就把他释放了。

尽管直躬的举报没有造成他爸爸的死，孔子仍然认为直躬的“信”是靠不住的，他说：“直躬之信,不若无信。”因为儒家最基本的理念在于孝：血亲关系和长幼有序能保住家庭的稳定，在无数个稳定的家庭之上才能建设儒家的国家。所以孔子的观点就是，即使父亲犯错，儿子也不应该前去告密。

这个观点对后来的君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君臣如父子，如果人人都接受这段关于父子的论述，那么以下的话也行得通：即使君主犯错，臣子也不应该去勾结外国来报仇。这也是为什么伍子胥几千年来始终只是一个悲剧英雄，而算不上一个道德楷模的原因。

孔子的解决方案就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此后的历代律法基本都认同这一点。比如汉宣帝曾经颁布“亲亲得相首匿”的诏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

允许血亲相匿的儒家比要求邻里之间互相首告的法家要长命得多。在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知道别人犯法不告密，就要被判处腰斩，这使得秦国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钱穆语），全国都是大军营，所以虽然能统一，统治却不能长命。

>>项羽式领导
告密者历朝都有，接受告密者自然也一直存在，作为一个告密者来说，最大的不幸就在于向一个嘴不严的领导告密，倘若这位领导再不幸有点缺心眼，那告密者就将死无葬身之地。
汉高祖刘邦在鸿门宴上曾经被自己的部下左司马曹无伤出卖，曹无伤当时跟项羽说：“刘邦进了咸阳，让子婴（秦王）做相国，把珍宝都占了。”曹无伤可能和项羽本身就有交情，在秦朝灭亡之后，跟项羽取得联系，投奔一个更为强大的老大按说也是可以理解的，错就错在他告密之后没有迅速把人事关系转到项羽那边去，结果曹无伤就被项羽给出卖了。刘邦说：“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有这样一个接受告密的领导，曹无伤自然死得很惨，刘邦从鸿门宴上回到军营，“立诛杀曹无伤”。

>>唐宋两朝：阴影中的告密者
武则天统治时期，是唐朝告密政治最为发达的时期。武则天以太后身份称帝，在女性地位极高的唐朝也是受人反对的，她因此对告密更加依赖。这使得她重用了好几个流氓酷吏如索元礼、周兴、来俊臣来搞全国性的告密。

当时的告密活动是各级官府组织，女皇亲自主抓的，任何人只要声称要告密，立刻就能被严加保护，好吃好喝送到京城，一路上的花销享受的是五品官待遇。地方官倘若不肯送告密者或者问三问四，那告密者告别人什么罪，地方官就也以该罪论处。

当时首都长安的街头放着几个铜质大举报箱，分不同颜色用作不同的用途，有的是伸冤的，有的告谋反，有的用来建议政治得失。考虑到今天的北京都没实现垃圾分类，这种分类告密法的超前实在令人瞠目结舌。

唐朝最有名的告密者是诗人宋之问，这位进士出身的诗人围着武后的裙子转了数年，尽管才高，却都用在了歌颂领导人身上。在武则天被逼退位之后，他一度被贬到外地，后来潜回洛阳，检举了危难时刻帮助他的友人张伸之，因为张试图谋杀权臣武三思。朋友全家都死了，宋之问却因为告密而重新得宠。不过在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之后，年轻的皇帝对老宋的人品感到不齿，赐他自尽。在一个强大而自信的朝代，当告密者也许只能风光一时，而无法风光一世。

野史中还有两个与宋之问有关的小故事，一是他写艳诗给武则天，希望成为女皇的面首，女皇没搭理，对周围的近侍说，宋爱卿才高人帅，可惜口臭太厉害。另一个故事是，宋之问看自己外甥刘希夷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不错，想要据为己有，外甥不从，这位舅舅就派人用土口袋把外甥活活压死。

这两个故事虽无据可查，但或许也反映了士大夫和老百姓的意愿：对付告密者，就是要让他身败名裂。

宋朝也许是告密者最没有市场的一个朝代，宋仁宗曾经多次表示过，如果私人书信中不涉及到严重的政治问题，就不接受以此为证据的告密，否则这个口子一开，以后就没法收拾了。宋高宗也曾经批评读书人喜欢告密的习气：“近岁以来，士风浇薄，恃告讦为进取之计，致莫敢耳语族谈，深害风教。可戒饬在位及内外之臣，咸悉此意。有不悛者，令御史台弹奏，当置于法。”

不过宋高宗所戒饬的告密，正是他擅长使用的清理官员的办法。就在下前述这番指示十多年前，正是朝廷授意允许了岳将军军官王俊对岳飞的告密，把岳飞下狱并最终害死。这个王俊早年间就是依靠告密“提干”的。可见宋朝由于宋太祖“不杀读书人”的表态，而对文武执行双重标准，对于手握兵权可能造成威胁的将军，不单会接受告密，还会主动安排告密者。岳飞也好，王俊也罢，一个梦想着为朝廷直捣黄龙，一个则觉得为朝廷除掉心腹大患，二位忠奸不同，却都是皇帝手中的可怜玩物。

>>明清：自豪的告密者
如果说宋之问和王俊还有社会舆论的指责，那么明清的告密者则更加强大。明成祖朱棣从自己侄子手里夺下江山之后，害怕天下人造反，就恢复了锦衣卫制度，后来又设立了东厂，成为职业化的专门特务机构。魏忠贤把持了厂卫后成为炙手可热的当权派。当时有几个人深夜在密室里喝酒，其中一位大骂魏忠贤，其他几位都不敢搭腔，结果没骂了几句，锦衣卫就破门而入，把骂街的人架走处死，其他几位因为没搭腔，还获得了奖金。

清朝康熙年间，出过一桩离奇的告密案，被告是传教士、钦天监正汤若望，而告密者则是讼棍杨光先。汤若望是耶稣会会士，崇祯年间就来到中国传教。当时的崇祯曾经命令他设计红夷大炮对付八旗兵，汤若望从小学的都是神学一套，通过一些西方资料硬是无师自通地成了军械专家。清朝建立之后，他颇受宠信，孝庄皇后待他如父辈，顺治更是称其为“玛法”，就是爷爷。他可以随时去见皇上，不用预约，顺治基本上一个月去探望汤若望一次。汤若望就在中国当了钦天监正，相当于国家天文台台长。

顺治得天花咽气前，想传位给堂兄弟。汤若望上书说：“你的三儿子玄烨出过天花，不会再出了，他是最合适的继承人。”别管是不是他起了作用，最后玄烨确实变成了康熙。杨光先则是一个明朝千户，到处告状赚眼球炒作多年，最后被轰去辽东戍边，在那里他学会了阴阳八卦，后来清军入关，他跟着到北京，成为某位满洲贵族的算命先生。他不懂历法，不过他足够聪明，知道怎么告能毁掉汤若望。

汤若望发表的历书中多次注明“根据西洋新法”，这就成了大罪过：“明谓大清国奉西洋之正朔，以邪教谋夺人国。”
杨光先把这次告密当作买卖来干，他从和尚、喇嘛、回教徒和信奉萨满教的贵族那里收到资金支援，因为许多人都觉得汤若望这个耶稣会教士对宫廷的影响很危险。杨光先走通了各衙门的关系，获取了鳌拜的支持。杨光先还有一个指责，汤若望的历书就写了二百年，分明是说大清江山不能永固，而且汤若望是红毛人，他勾结葡萄牙人大军五万在澳门埋伏。汤若望的助手南怀仁说：澳门那么小，还有大清的地方官，当地官员最清楚有没有五万大军。

结果当然是没有，不过接受告密者往往会为告密者撑腰，对被告密者直接进行有罪的推定。汤若望被判死刑，因为突发地震和孝庄太皇太后的保护，才只被革职并赶出府邸。一般来说，告密者多是笨蛋，被告密者则多半是技术人才。在杨光先成了钦天监正之后，他编出了一套一年有两次春分、两次秋分，早闰了一个月的历法，成为震惊全国的笑话。康熙亲政后不久，杨光先因为诬告而被判处死刑，因年老而改为革职，遣送回老家，最终死在途中。

康熙查办了杨光先，但清朝的皇帝们并没有因此而拒绝告密者。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皇帝都喜欢官员密折言事，主要谈的都是人事，也就是让官员们互相打小报告。其中雍正看小报告最仔细，往往用工整的小楷做出大篇的批示，乾隆则批改了五万多份“知道了”。皇帝批完交给密告的官员，该官员看过立刻交回归档，这些密折都要送回皇帝的文件柜里，少一份都没完。

>>宽容告密的土壤
清朝最有权势的告密者还得说是袁世凯，戊戌变法的时候，谭嗣同跑去求袁世凯杀荣禄和发动政变，袁世凯假装答应，后来又向荣禄告密，出卖了维新派。最近有一些研究表明，袁世凯当时是在骑墙观望，而荣禄和慈禧早就做好了发动政变的准备，袁世凯为了保全自己，就招了更多的事：维新派试图攻打颐和园杀死慈禧，于是太后党对维新派人发动了更为残酷的报复。

袁世凯的背信并没有使他立刻成为一个被唾弃的人，他的假装诚恳还蒙蔽了清朝廷和孙中山，帮他爬上了大总统的宝座。清末民初的人们渴望国家强大和恢复秩序的心情是如此强烈，他们已经宁愿相信一个曾经的告密者。今天的许多地方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告密者的阴魂不散，抛开官场职场的升迁不说，甚至于湖北大学数计学院的某班，2008年在推行“小天使计划”，保证每个同学都有一个人在暗中监督着，定期写监督报告。至于谁监督了你，他说了你什么，自己是无法知道的。

这种环境下的大学也难说什么学术自由，2008年11月，华东政法大学的教授杨师群因为在课堂上批评中国传统文化而被学生告密：“老师是反革命。”这类策略在大学里出现，成了一个笑话，不过中小学里老师使用这样的招数，则往往被家长们所忽视，甚至有的家长还会配合老师鼓励孩子的告密活动。这些告密活动打的是爱的名义，但显然有悖于教育学规律，也会给培育成年的告密者提供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