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decco的2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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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 An Ode to the Candlemaker (a Hanukkah poem)

Tears wax dripping to the spiritual flame
Burning, burning away our shame.
At end of Age, we carry along
A history of hate and Wisdom's Song.
Some things right, so many wrong.

But the dream of Innocence is born again.
It grows in hearts prepared by pain.
We light new candles from the old,
We gather back into the fold.

For within our wicked world is a wick
Always Dancing
To the flame of Eternal Love.

 

 

Happy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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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得好 就不怕丢脸

人人都有上相的时候  以及  不上相的时候

比如大头这张 尽管真诚  但还是有点稍瑞

 

孔子在咬自己的后脚  也没优雅到哪里去

 

至于小公主么  它妈妈给它“净臀”的时候

发现它居然是个“王子”    顿时悲恸不已

 

它自己倒是没心没肺 全然不顾音音的惊诧

 

当然  我们还是来看看它们好看的样子吧

齐刘海和小花猫  分别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摆出了相同的证件照姿态  立此为念

  

 

这两个小Gay 在一起就打架  打得猫毛乱飞  但分开时  还都很温良娴淑的样子

  

 

欧阳Kitty小朋友自从暴露性别之后就被它妈妈嫌弃 每天只好抱着小宠物猴睡觉

  

 

音音伺候它伺候得只愿意叫它臭小子  于是  它天天摆几个奇怪的表情给我们看

   

 

哦 它的伊丽莎白圈要隆重推出  是为了防止它扭头咬自己的伤口

 

孔子也被他的小Gay朋友带得娘娘腔起来 摆了很多很嗲的表情

  

 

小猫嘛  本来就是女里女气的宝贝  乖巧的  慵懒的  娇柔的  爱怜

 

更何况又是这样的明星相

 

 

转自卿卿的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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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卿卿的博客——没妈的孩子也是宝

     猫娘的屋里暂宿着五只等候领养的小猫，全是流浪在外无家可归被小动物保护组织收回来的。看到它们小小嫩嫩臭臭软软的样子，忍不住想：一夜情虽然会产生质量很高的宝宝，但是再美丽聪明又抵什么用呢？到最后伤心的还是这些被不负责的父母抛弃的小宝宝呀！

 

老大 也是唯一的小姑娘  按照惯例阳阳称它为“墨子”

 

老二长得不太有特色 取名很麻烦

一开始我说叫无空  因为没特色可以简称没色  于是无色

然后色即是空  无色即是无空  于是无空

但是碍于太像孙悟空的名字  于是又想到叫它三民 因为三民主义

但是身为老二  偏偏叫三民  很是奇怪  于是想到上海话里的“尼尼”

也是老二的意思  但是又有一点娘  于是  鉴于老二那一脸愤青的样子

最终取名为  革命 反正革命一直在进行  也没革出什么特色  比较像它

以后大家可以这样叫  革命  过来吃饭  革命  你怎么又到处乱拉

当然  也可以收养革命  因为革命一样也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老三  周大福  这个名字是我取的

猫娘本来想叫它叔本华  可是我认为它们既然已经身世凄惨

不如给可怜的娃娃们取一些富于喜感的名字  所以就地取材

就叫周大福  猫娘又提到周生生  但是我认为周生生太西厢

所以定稿就是周大福  叫着多开心  事实上也就它表情最多

另外  众小猫在没奶吃的时候  经常就按倒周大福

直接当奶瓶  也没看它有什么意见  随和得很  任人吸吮

   

 

 

 

老四一线天  又称雪上飘  意思一看就明白

这张有点像证件照  但是证件照又不让带首饰

于是  神证形不证吧  备注  它很好吃

 

老幺Taisezvous  这个是法语  闭嘴的意思

猫娘认为 凭它嘴上那一撮毛

加上总是寄人篱下楚楚可怜又默又无辜的样子

不如取名闭嘴  但碍于文学青年含蓄低调的习性

所以非但不用英语  还换作法语名字

事实上  它就是一头奶牛猫

一块黑  一块白  唇上的小黑斑宛如卓别林

Taisezvous看待珠宝  偶尔还露出俾倪的神情

也许所有自卑的孩子心底都有隐约的狂傲与激烈

我甚至毫无来由地觉得  应该叫它阿里巴巴或者阿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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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游行通知（转）

【思想擂台】

谁来安慰我们的心灵

伟大诗人歌德曾对信仰有一段精辟论述：“世界历史的唯一真正的主题是信仰与不信仰的冲突。所有信仰占通知地位的时代，对当代人和后代人都是光辉灿烂、意气风发和硕果累累的，不管这信仰采取什么形式；另一方面，所有不信仰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都只得到一点微弱的成就，即使它也暂时地夸耀一种虚假地光荣，这种光荣也会飞快地逝去”。歌德的话深刻地表明，信仰在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中的重要地位。有人说，在今天的中国，人们最普遍的信仰就是“金钱”，现代高度繁华的物质文明，却掩盖不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信仰危机”。

“国家无信仰则亡，民族无信仰则衰，社会无信仰则乱，大学无信仰则烂，教授无信仰则堕，人无信仰则躁，家庭无信仰则变……”这样的言论看似有些危言耸听，但事实上，信仰问题已然被当今社会所关注。

我们的信仰丢了吗？

余世存：现在常有人说中国人有信仰危机，但实际上作为一个五千年的文明大国，中国人的信仰从未中断，一直存在。只是不像基督徒那样虔诚。形式感那么强。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大的家族制度延续了某种东西，其实就是一种宗教的取代形式，具有准宗教的功能。这个功能一直有，中国并不缺。所以不能单纯地说中国的个体成员没有信仰，或者没有宗教信仰。

无论是历史上的忠还是孝，都是让全体民众有一种信仰，尽管这种信仰没有做到绝对的仪式化和形式化，但是我认为也是一种信仰，我们不能把这种信仰跟宗教意义上的信仰一分高下。只是说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中国经过一百多年的变革，把传统的大家族这种宗法制度打乱了，而现在意识形态的信仰在近三十年中也被毁掉，所以才会出现目前没有历史感，也缺乏敬畏的这种状态。

钱丹霞：我觉得也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去理解信仰问题。我曾经在中国南方的农村做过这方面的调研。佛教中的因果信仰，作为一个文化因子，一直存在于民间，成为他们世代相传的一种文化和生活习俗。土壤还在，把上面的树砍了以后根还在里面。近几年基督教发展很快，国家的政策是尽量扶持佛教。因为基督是从西方文明来的，佛教是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系的。所以，有了政策的阳光和水，佛教也在迅速复苏。

转型期归属感从哪儿来？

黄章晋：对中国社会的宗教热潮，我的观察角度是中国社会的转型。

近二十年的改革，官方意识形态从社会日常生活中迅速退出，这时候的中国社会可以说处于一种信仰真空。不但维系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失去了锚链（我认为宗教是维系一个社会价值观和道德的最重要的锚链），而且，过去控制紧密的熟人社会共同体也在逐渐解体，比如一个管你生死婚恋生儿育女的厂矿、企业或破产了，或改制后你下岗了；再比如农村地区在人民公社之后，乡村政权退出。

一个严密控制的、稳定的社会，现在成了高流动性、低稳定性的社会，整个中国都从封闭走向开放，传统的同宗、同乡、同事的熟人社会解体，从“小共同体”中释放出来的人，他们需要通过一种共同体来寻找在社会上的归属感。什么能够提供这些需求？我觉得宗教是最重要的一种。

比如我到山东，看到很多人家里都挂着十字架。我老家湖南那边也是一样，很多人信仰宗教。

钱丹霞：的确如此。大部分农村地区都是年轻人出门打工，老弱病残留在村里面，他们的社区生活非常单调。以前人民公社时期，这种乡村政权组织的运动式的活动非常多，现在没了，这个功能需要有替代者。

余世存：是这样。原来有很多社会功能在担负这个工作，现在缺失了。中国人的家教、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这三种教育环境如果都对人的身心状态失去了保护作用，那么只能靠宗教解决这些终极追问、生老病死的问题。至少对老百姓来讲 ，目前的宗教信仰还是起到很正面的作用，比方说给他提供了一种社区生活，给他搭建了一个人与人交流的平台。

黄章晋：另外，宗教还具有社会救济功能，以及对当代社会道德提供最保守的道德资源的功能。

余世存：社会在进行革命性变化时，会对社会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有所冲击，此时，宗教是它最保守的一种保证。因为，从价值观来看，任何社会，它的道德和价值观来源基本上来自宗教。

黄章晋：当社会急剧变革的时候，西方国家也面临过中国同样的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的认同危机。正如席勒一首成为《第九交响乐》歌词的诗中所呼唤的：分散的社会把我们分开，共同的精神把我们凝聚起来。这种“共同的精神”是构筑于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现代民族心灵共同体意识，是现代社会国家区别于前现代社会国家的标志之一。它除了公民权利、社会福利保障、法制秩序等现代骨架建设之外，还需要文化、历史情感和宗教等连接纽带作为血肉和灵魂。宗教在此显示出的作用，并不简单相同于传统社会。

宗教信仰让我们心灵平静？

余世存：但是目前的这种宗教复兴意义有多大，我还没有看出来。我甚至认为，现在的宗教复兴还是在回避我们说的传统信仰失去之后，应该填补的真空。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在原初的发展过程中其实要解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化问题。

世界上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大批的信徒，经过宗教改革者进行改造之后，都要完成这个过程，就是必须社会化。也就是说，在信仰领域，大家好像是兄弟姐妹，事实上在世俗利益发生碰撞的时候，这个问题完全没有解决。

在信仰方面，为什么年轻人不像老年人信得那么虔诚，就是因为即使他确实把基督或者佛组当做他的信仰，他生活中没解决的问题还是要解决，比如说基本的物质需求，在社会上的所谓的自我实现、社会承认。

黄章晋：但信仰确实可能会让他在社会上变得更平和一点，更宽容一点。

钱丹霞：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宗教不是科学，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宗教可以来解决。科学解决实际的现实问题，宗教提供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

黄章晋：就是说我们现在需要寻找一条能感觉幸福，或者稍微感觉平和一点的渠道。某些时候，宗教，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的确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

钱丹霞：用心理学来解释，信仰是人的某个阶段，某个时期的需求。所以，宗教更多的时候在解决人们的心理需求。圣徒和信徒们有了信仰就觉得找到了一种至高的快乐、幸福和喜悦。

余世存：如果现实生活中你很充实，就不会给你的信仰生活留下空间。比如一些演艺界明星、商界成功人士，在打拼的过程中，这种心理需求不是特别强烈。经过多年的打拼之后，追求五指或者成功的过程基本完成。心理有空白勒，才会跑到寺庙烧香。

比如我的一个朋友，在新闻机和商界都做得很成功，他已皈依佛门，并且在生活中有所感悟，最近还出版了一本《萧然禅语·平常道》的书，凭借他对佛学的研究，用平实简单的文字回答了生活中诸多问题。这种收获既安慰他自己，也可以跟大众分享，进而安慰大家的生存。他周围的很多朋友，也都是佛学大师的弟子，他们基本上可以代表一部分人的一种生存状态。

黄章晋：信仰说到底是人的需求的一种。不管早晚，这个需求或多或少都会产生。就像马斯洛生命的几个层次，前面几个层次完成了，才能考虑信仰的需求问题。但有的人，可能从六岁就开始信仰佛教，宗教信仰已然内化为他的日常生活。

余世存：就像西方的基督徒，礼拜天会去教堂，宗教信仰也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西方，还有一些人不一定信天主、信基督，但事实上经过上前年基督教文化的浸染，他就活在这个文化因子里面，就会对某个不可知的东西产生敬畏。中国人其实也是如此，中国的儒释道这三教合流之后，已形成一种文化因子，这种文化因子可能就是因果。这个因果对所有中国人都适用，无论是政府高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如果做了于心有愧的事会受报应。这个文化因子迟早还会发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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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偶然看到下面这篇文章，很有所感。我们的教育体制和方法，它所产生的问题，在今日让我愈加感慨良多。


我儿子在美国小学是这样被人教育的

作者: 佚名

当我把九岁的儿子带到美国，送他进那所离公寓不远的美国小学的时候，我就象是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交给了一个我并不信任的人去保管，终日忧心忡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校啊！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放声大笑，每天至少让学生玩二个小时，下午不到三点就放学回家，最让我大开眼界的是没有教科书。

那个金发碧眼的美国女教师看见了我儿子带去的中国小学四年级课本后，温文尔雅地说：“我可以告诉你，六年级以前，他的数学不用学了！”面对她充满善意的笑脸，我就像挨了一闷棍。一时间，真怀疑把儿子带到美国来是不是干了一生最蠢的一件事。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看着儿子每天背着空空的书包兴高采烈的去上学，我的心就止不住一片哀伤。在中国，他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书包就满满的、沉沉的，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换了三个书包，一个比一个大，让人感到“知识”的重量在增加。而在美国，他没了负担，这能叫上学吗？一个学期过去了，把儿子叫到面前，问他美国学校给他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笑着给我一句美国英语：“自由！” 这两个字像砖头一样拍在我的脑门上。

此时，真是一片深情怀念中国教育。似乎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孩子老是能在国际上拿奥林匹克学习竞赛的金牌。不过，事已致此？也只能听天由命。

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儿子的英语长进不少，放学后也不直接回家了，而是常去图书馆，不时就背回一大书包的书来。问他一次借这么多书干什么，他一边看着借来的书一边打着电脑，头也不抬地说：“作业。”

这叫作业吗？一看孩子打在电脑屏幕上的标题，我真有些哭笑不得――《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这样大的题目，即使是博士，敢去做吗？

于是我严声厉色地问是谁的主意，儿子坦然相告：老师说美国是移民国家，让每个同学写一篇介绍自己祖先生活的国度的文章。要求概括这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分析它与美国的不同，说明自己的看法。我听了，连叹息的力气也没有了，我真不知道让一个十岁的孩子去做这样一个连成年人也未必能做的工程，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只觉得一个十岁的孩子如果被教育得不知天高地厚，以后恐怕是连吃饭的本事也没有了。

过了几天，儿子就完成了这篇作业。没想到，打印出来的是一本二十多页的小册子。从九曲黄河到象形文字，从丝路到五星红旗……热热闹闹。我没赞成，也没批评，因为我自己有点发楞，一是因为我看见儿子把这篇文章分出了章与节，二是在文章最后列出了参考书目。我想，这是我读研究生之后才运用的写作方式，那时，我三十岁。

不久，儿子的另一篇作文又出来了。这次是《我怎么看人类文化》。如果说上次的作业还有范围可循，这次真可谓不着边际了。儿子真诚地问我：“饺子是文化吗？”为了不耽误后代，我只好和儿子一起查阅权威的工具书。费了一番气力，我们完成了从抽象到具体又从具体到抽象的反反覆覆的折腾，儿子又是几个晚上坐在电脑前煞有介事地作文章。我看他那专心致志的样子，不禁心中苦笑，一个小学生，怎么去理解“文化”这个内涵无限丰富而外延又无法确定的概念呢？但愿对 “吃”兴趣无穷的儿子别在饺子、包子上大作文章。在美国教育中已经变得无拘无束的儿子无疑是把文章作出来了，这次打印出来的是十页，又是自己的封面，文章后面又列着一本本的参考书。他洋洋得意地对我说：“你说什么是文化？其实超简单――就是人创造出来让人享受的一切。”那自信的样子，似乎发现了别人没能发现的真理。后来，孩子把老师看过的作业带回来，上面有老师的批语：“我安排本次作业的初衷是让孩子们开阔眼界，活跃思维，而读他们作业的结果，往往是我进入了我希望孩子们进入的境界。”问儿子这批语是什么意思。

儿子说，老师没为我们感到骄傲，但是她为我们感到震惊。“是不是？”儿子问我。

我无言以对，我觉得这孩子怎么一下子懂了这么多事？再一想，也难怪，连文化的题目都敢作的孩子，还有什么不敢断言的事吗？

儿子六年级快结束时，老师留给他们的作业是一串关于“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你认为谁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你认为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原子弹持什么态度？”“你是否认为当时只有投放原子弹一个办法去结束战争？”“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如果是两年前，见到这种问题，我肯定会抱怨：这哪里是作业，分明是竞选参议员的前期训练！而此时，我已经能平心静气地循思其中的道理了。

学校和老师正是在这一个个设问之中，向孩子们传输一种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引导孩子们去关注人类的命运，让孩子们学习思考重大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在课堂上都没有标准答案，它的答案，有些可能需要孩子们用一生去寻索。看着十二岁的儿子为完成这些作业兴致勃勃地看书查资料的样子，我不禁想起当年我学二战史的样子，按照年代事件死记应背，书中的结论明知迂腐也当成《圣经》去记，不然，怎么通过考试去奔光明前程呢？此时我在想，我们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重复前人的结论往往大大多于自己的思考。而没有自己的思考，就难有新的创造。

儿子小学毕业的时候，已经能够熟练地在图书馆利用电脑和微缩胶片系统查找他所需要的各种文字和图象资料了。有一天，我们俩为狮子和豹的觅食习性争论起来。第二天，他就从图书馆借来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拍摄的介绍这种动物的录像带，拉着我一边看，一边讨论。孩子面对他不懂的东西，已经知道到哪里里去寻找答案了。

儿子的变化促使我重新去看美国的小学教育。我发现，美国的小学虽然没有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目光引向校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他们要让孩子知道，生活的一切时间和空间都是他们学习的课堂；他们没有让孩子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所有的创作欲望和尝试。

有一次，我问儿子的老师：“你们怎么不让孩子背记一些重要的东西呢？”老师笑着说：“对人的创造能力中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一个是他要知道到哪里里去寻找所需要的比它能够记忆的多得多的知识；再一个是他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新的创造的能力。死记硬背，就不会让一个人知识丰富，也不会让一个人变得聪明，这就是我的观点。”

我不禁记起我的一个好朋友和我的一次谈话。他学的是天文学，从走进美国大学研究所的第一天起，到拿下博士学位的整整五年，他一直以优异的成绩享受系里提供的优厚奖学金。他曾对我说：“我觉得很奇怪，要是凭课堂上的学习成绩拿奖学金，美国人常常不是中国人的对手，可是一到实践领域，搞点研究性题目，中国学生往往没有美国学生那么机灵，那么富有创造性。”我想，他的感受可能正是两种不同的基础教育体系所造成的人之间的差异。中国人太习惯于在一个划定的框子里去旅展拳脚了，一旦失去了常规的参照，对不少中国人来说感到的可能往往并不是自由，而是慌恐和茫然。

我常常想到中国的小学教育，想到那些课堂上双手背后坐得笔直的孩子们，想到那些沉重的课程、繁多的作业、严格的考试……它让人感到一种神圣与威严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巨大的压抑和束缚，但是多少代人都顺从着它的意志，把它视为一种改变命运的出路。这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它或许有着自身的辉煌，但是面对需要每个人发挥创造力的信息社会，面对明天的世界，我们又该怎样审视这种孕育了我们自身的文明呢 。 （我的评论：文明的传统是一回事，现在的关键恐怕还是“政治”，当我们用传统的方式来灌输“政治”所要求的文本和概念，而真正的传统却多半丢弃，这才是危险的。换句话说，当“知识”和“真理”的标准被“政治”的功利主义所取代的时候，才是悲哀所在。）

http://group.hexun.com/kuaileiluosuo/discussion.aspx?articleid=2442175

     “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我对朋友这么说过。
     大陆是母亲，不用多说。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一片后土。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不但是那片后土，还有那上面正走着的、那下面早歇下的，所有龙族。还有几千年下来还没有演完的历史，和用了几千年似乎要不够用了的文化。我离开她时才二十一岁呢，再还乡时已六十四了：“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长江断奶之痛，历四十三年。洪水成灾，却没有一滴溅到我唇上。这许多年来，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呓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会魂飞魄散，被西潮淘空。
     当你的女友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
     乡情落实于地理与人民，而弥漫于历史与文化，其中有实有虚，有形有神，必须兼容，才能立体。乡情是先天的，自然而然，不像民族主义会起政治的作用。把乡情等同于民族主义，更在地理、人民、历史、文化之外加上了政府，是一种“四舍五入”的含混观念。朝代来来去去，强加于人的政治不能持久。所以政治使人分裂而文化使人相亲：我们只听说有文化，却没听说过武化。要动用武力解放这个、统一那个，都不算文化。汤玛斯·曼逃纳粹，在异国对记者说：“凡我在处，即为德国。”他说的德国当然是指德国的文化，而非纳粹政权。同样地，毕卡索因为反对佛朗哥而拒返西班牙，也不是什么“背叛祖国”。
     台湾是妻子，因为我在这岛上从男友变成丈夫再变成父亲，从青涩的讲师变成沧桑的老教授，从投稿的“新秀”变成写序的“前辈”，已经度过了大半个人生。几乎是半世纪前，我从厦门经香港来到台湾，下跳棋一般连跳了三岛，就以台北为家定居了下来。其间虽然也去了美国五年，香港十年，但此生住得最久的城市仍是台北，而次久的正是高雄。我的《双城记》不在巴黎、伦敦，而在台北、高雄。
     我以台北为家，在城南的厦门街一条小巷子里，“像虫归草间，鱼潜水底”，蛰居了二十多年，喜获了不仅四个女儿，还有廿三本书。及至晚年海外归来，在这高雄港上、西子湾头一住又是悠悠十三载。厦门街一一三巷是一条幽深而隐秘的窄巷，在其中度过有如壶底的岁月。西子湾恰恰相反，虽与高雄的市声隔了一整座寿山，却海阔天空，坦然朝西开放。高雄在货柜的吞吐量上号称全世界第三大港，我窗下的浩淼接得通七海的风涛。诗人晚年，有这么一道海峡可供题书，竟比老杜的江峡还要阔了。
     不幸失去了母亲，何幸又遇见了妻子。这情形也不完全是隐喻。在实际生活上，我的慈母生我育我，牵引我三十年才撒手，之后便由我的贤妻来接手了。没有这两位坚强的女性，怎会有今日的我？在隐喻的层次上，大陆与海岛更是如此。所以在感恩的心情下我写过《断奶》一诗，而以这么三句结束：

     断奶的母亲依旧是母亲
     断奶的孩子，我庆幸
     断了嫘祖，还有妈祖

     海峡虽然壮丽，却像一柄无情的蓝刀，把我的生命剖成两半，无论我写了多少怀乡的诗，也难将伤口缝合。母亲与妻子不断争辩，夹在中间的亦子亦夫最感到伤心。我究竟要做人子呢还是人夫，真难两全。无论在大陆、香港、南洋或国际，久矣我已被称为“台湾作家”。我当然是台湾作家，也是广义的台湾人，台湾的祸福荣辱当然都有份。但是我同时也是，而且一早就是，中国人了：华夏的河山、人民、文化、历史都是我与生俱来的“家当”，怎么当都当不掉的，而中国的祸福荣辱也是我鲜明的“胎记”，怎么消也不能消除。然而今日的台湾，在不少场合，谁要做中国人，简直就负有“原罪”。明明全都是马，却要说白马非马。这矛盾说来话长，我只有一个天真的希望：“莫为五十年的政治，抛弃五千年的文化。”
     香港是情人，因为我和她曾有十二年的缘分，最后虽然分了手，却不是为了争端。初见她时，我才二十一岁，北顾茫茫，是大陆出来的流亡学生，一年后便东渡台湾。再见她时，我早已中年，成了中文大学的教授，而她，风华绝代，正当惊艳的盛时。我为她写了不少诗，和更多的美文，害得台湾的朋友艳羡之余纷纷西游，要去当场求证。所以那十一年也是我“后期”创作的盛岁，加上当时学府的同道多为文苑的知己，弟子之中也新秀辈出，蔚然乃成沙田文风。
     香港久为国际气派的通都大邑，不但东西对比、左右共存，而且南北交通，城乡兼胜，不愧是一位混血美人。观光客多半目眩于她的闹市繁华，而无视于她的海山美景。九龙与香港隔水相望，两岸的灯火争妍，已经璀璨耀眼，再加上波光倒映，盛况更翻一倍。至于地势，伸之则为半岛，缩之则为港湾，聚之则为峰峦，撒之则为洲屿，加上舟楫来去，变化之多，乃使海景奇幻无穷，我看了十年，仍然馋目未餍。
     我一直庆幸能在香港无限好的岁月去沙田任教，庆幸那琅寰福地坐拥海山之美，安静的校园，自由的学风，让我能在文革的嚣乱之外，登上大陆后门口这一座幸免的象牙塔，定定心心写了好几本书。于是我这“台湾作家”竟然留下了“香港时期”。
     不过这情人当初也并非一见钟情，甚至有点刁妮子作风。例如她的粤腔九音诘屈，已经难解，有时还爱写简体字来考我，而冒犯了她，更会在左报上对我冷嘲热讽，所以开头的几年颇吃了她一点苦头。后来认识渐深，发现了她的真性情，终于转而相悦。不但粤语可解，简体字能读，连自己的美式英语也改了口，换成了矜持的不列颠腔。同时我对英语世界的兴趣也从美国移向英国，香港更成为我去欧洲的跳板，不但因为港人欧游成风，远比台湾人为早，也因为签证在香港更迅捷方便。等到八○年代初期大陆逐渐开放，内地作家出国交流，也多以香港为首站，因而我会见了朱光潜、巴金、辛笛、柯灵，也开始与流沙河、李元洛通信。
     不少人瞧不起香港，认定她只是一块殖民地，又诋之为文化沙漠。一九四○年三月五日，蔡元培逝于香港，五天后举殡，全港下半旗志哀。对一位文化领袖如此致敬，不记得其他华人城市曾有先例，至少胡适当年去世，台北不曾如此。如此的香港竟能称为文化沙漠吗？至于近年对六四与钓鱼台的抗议，场面之盛，牺牲之烈，也不像柔驯的殖民地吧。
     欧洲开始成为外遇，则在我将老未老、已晡未暮的善感之年。我初践欧土，是从纽约起飞，而由伦敦入境，绕了一个大圈，已经四十八岁了。等到真的步上巴黎的卵石街头，更已是五十之年，不但心情有点“迟暮”，季节也值春晚，偏偏又是独游。临老而游花都，总不免感觉是辜负了自己，想起李清照所说：“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
     一个人略谙法国艺术有多风流倜傥，眼底的巴黎总比一般观光嬉客所见要丰盈。“以前只是在印象派的画里见过巴黎，幻而似真；等到亲眼见了法国，却疑身在印象派的画里，真而似幻。”我在《巴黎看画记》一文，就以这一句开端。
     巴黎不但是花都、艺都，更是欧洲之都。整个欧洲当然早已“迟暮”了，却依然十分“美人”，也许正因迟暮，美艳更教人怜。而且同属迟暮，也因文化不同而有风格差异。例如伦敦吧，成熟之中仍不失端庄，至于巴黎，则不仅风韵犹存，更透出几分撩人的明艳。
     大致说来，北欧的城市比较秀雅，南欧的则比较艳丽；新教的国家清醒中有节制，旧教的国家慵懒中有激情。所以斯德哥尔摩虽有“北方威尼斯”之美名，但是冬长夏短，寒光斜照，兼以楼塔之类的建筑多以红而带褐的方砖砌成，隔了茫茫烟水，只见灰蒙蒙阴沉沉的一大片，低压在波上。那波涛，也是蓝少黑多，说不上什么浮光耀金之美。南欧的明媚风情在那样的黑涛上是难以想象的：格拉纳达的中世纪“红堡”（Alhambra），那种细柱精雕、引泉入室的回教宫殿，即使再三擦拭阿拉丁的神灯，也不会赫现在波罗的海岸。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是沉醉醉人，或是清醒醒人，欧洲的传统建筑之美总会令人仰瞻低回，神游中古。且不论西欧南欧了，即使东欧的小国，不管目前如何弱小“落后”，其传统建筑如城堡、宫殿与教堂之类，比起现代的暴发都市来，仍然一派大家风范，耐看得多。历经两次世界大战，遭受纳粹的浩劫，岁月的沧桑仍无法摧尽这些迟暮的美人，一任维也纳与布达佩斯在多瑙河边临流照镜，或是战神刀下留情，让布拉格的桥影卧魔涛而横陈。爱伦坡说得好：

     你女神的风姿已招我回乡，
     回到希腊不再的光荣
     和罗马已逝的盛况。

     一切美景若具历史的回响、文化的意义，就不仅令人兴奋，更使人低徊。何况欧洲文化不仅悠久，而且多元，“外遇”的滋味远非美国的单调、浅薄可比。美国再富，总不好意思在波多马克河边盖一座罗浮宫吧？怪不得王尔德要说：“善心的美国人死后，都去了巴黎。”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西子湾
     （原载《人生与舞台》）

引用

石头梦

    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冯小刚某部贺岁片主题曲里的歌词，昨天傍晚散步的时候，突然蹦到嘴边。今天是收废旧家具电器的日子，昨天傍晚，家家户户已经把破烂们放到了家门口的路边。昨天傍晚也因此变得意外热闹。一些看样子是来自东欧和土耳其的人，开着货车，或骑着三轮车，成群结队地来到这个社区，又满载而归地回去，欢欢喜喜。这样的情形，让我想到上海，有“民工”的上海。没有来由的亲切，是因为平日来来去去，是遛着大狗的悠闲少女，是戴着头盔玩滑板的孩子，或者奔驰敞篷车疾驰而过一耳朵摇滚乐的喧哗...在上海，才有那么“丰富”的生态。于是这句主题词为大小的歌便不是很有逻辑地蹦到嘴边。
    也许，可以这样解释我的潜意识。一些平日里不看见的人们，突然闯入视野，要说大，世界真大，那么多人，长得不一样，境遇不一样，做着不一样的事...却突然产生了“怀乡”的气氛，所以说小，世界也真小。

    这句歌词作为序曲，为今天的三个台湾纪录片所带来的心情作序。

    两位台湾女导演，带着三部纪录片，在德国大学“巡回演出”，来到海德堡。放映的第一部，《南方澳海洋纪事》，导演李香秀，台湾本省人。讲的是台湾一个叫南方澳的渔村的故事。很难说有什么具体的故事，只是那样一些人：16岁就开始出海捕鱼的本村渔民，和他的爱打扮爱唱卡拉OK的老婆；从福建偷渡来的渔民，却不得踏上台湾土地一步，只能住在漂在港里的船屋，他们打麻将，想家，筹划未来或什么也不想；菲律宾的渔民，说着流利而口音极重的英语，拿出全家福的照片说太太很漂亮吧，给两个儿子买减价的T恤，说女儿的理想是当警察...他们出海捕鱼，休息的时候，对着大海抽烟。这世界说大就大，那么多人，那么不一样，看他们蹲在甲板上吃饭，我在想，谁也没有资格对谁悲天悯人。而这世界是不公平的，或者，又安能如是说？

    第二部，《石头梦》，导演胡台丽，父母是上海人，家里说上海话自己却不会说的台北人。一个人类学者。影片的主人公叫刘必稼，49年后跟随蒋介石来到台湾的大陆老兵，湖南人。来到台湾后，用石头开辟了一块地，娶了原住民妻子，一个寡妇，儿子是老婆带来的。刘必稼是一个我们心目中典型的中国农民，沉默，勤劳，用鲁迅形容王国维的一个短语“老实得像一根火腿”。只有在晚饭后喝了一杯米酒之后，才会多说几句。导演说，所以只能抓住那个时机采访。他和妻子，彼此不会说彼此的语言，彼此却可以知道说什么。妻子去世的时候，镜头里的刘必稼瘦了一圈，他吵着要回大陆，虽然儿子极力反对。他的理由，要休息一下，换一个环境，睹物思人的感觉一定不好受。儿子不是亲生的，对刘必稼挺孝顺，虽然和老爷子很难沟通。他有一个奇特的爱好，喜欢拣石头。当地盛产一种玫瑰石，外表普通，从中破开的断面，往往有着水墨山水的纹理。刘的儿子解释说，这是因为此地特殊的地下矿物质经过地层运动碰撞之后所产生。影片的结尾，他终于觅到了一块满意的石头，陈设在家里的客厅。
    片子的配乐有三，皆古琴曲：广陵散，流水，潇湘水吟。
    对于石头的意象，导演大致这样解释。刘必稼，一个如石头般朴实厚重的人，用石头垒砌了一个家，外省人，本省人，说着不同的语言，这个家却很美好。而玫瑰石之所以美丽，在于异质的撞击。文化不也一样吗？于是，片子的本质，还是在于讨论一个台湾社会的现实问题，也是历史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政治问题。用了一个美丽的，人性的，如梦的方式。

    第三部，《消失的王国——拱乐社》，也是李香秀的作品。讲述一个歌仔戏（一种台语/闽南语地方戏）剧团拱乐社的故事。基本是资料片和采访老艺人回忆往事的传统结构。看了大半天片子，放到这部的时候，我的瞌睡虫来打扰了，出门泡了杯红茶进来，仍无济于事。还有一个原因，大概是台语我一句也听不懂（虽然有英文字幕），不能有效刺激神经。
    但，清醒过来以后，我在想，这部片子，实则包含了所谓“台湾问题”很深层的一个核——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我的要睡着的状态，正说明了这一点。导演说，她的妈妈完全听不懂国语，她的爸爸只能听懂一部分，她小时候，70年代中后期，如果在学校里说台语，会被老师罚钱，或被打。说台语是不光彩的。台语被国语“殖民”了——如果可以在隐喻意义上用这个词的话。
    如今，一切都不同了。台语新闻台也建立了，电影教科书上被忽略的台语电影的历史也加上了...你当然知道，这同政治有关。可是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的文化或者说人的个体的问题，是否我们总是忽略呢？
    她为什么拍这部片子？她说，拍这部片子的过程中，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歌仔戏是她小时候生活的一部分，在戏台后玩过家家，跟母亲去庙里的时候，戏的声音就在耳朵里...这些，就是所谓“文化”了。它渗透在你生活的空气里，通过语言的调子，通过声音，通过一种食物的味道...她说，长大了，她去美国留学，人家问她是哪里人的时候，一开始，她回答Chinese，后来，她回答Taiwanese。她觉得，她跟Chinese是不一样的。
    是否一样，这很难探讨。我忍不住问她一个问题，歌仔戏的戏目大致有哪些？我确实想知道，但引申层面，我还想证明些什么。她的回答，大致同中国其它地方的地方戏是类似的。
    我没有再作引发，这个问题要讨论起来，就没完没了了，也不会有答案。建立在简单政治两分法基础上的尖锐，很无聊。
    政治的背后，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文化的网。作为个体，这部让我快睡着了的纪录片，这些我听不懂的语言，我并不欣赏的音调，让我理解了另外一个个体，一个有着说母语要挨打的儿童经验，长大之后想“复仇”的个体。其实，也就是很多很多的个体。这些，我们从政治里已经看到了。
    至于政治，它的主语是country, 复数的people, 还是单数的某个人，这，我们到底能说什么呢？
    所以，“台湾问题”政治的一面，I do not care about，一个个体，及其他/她身后的历史，身边的社群，这些，都值得尊重。
    石头梦的视角，是那个导演个人的身份出发的视角；
    消失的王国的视角，同样，也是那个导演从她的身份出发的视角。
    从我的视角，我更喜欢前者。它包容，所以美丽。

    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看着身边长得不一样的人，说着不同语言的人，想念Shanghai，遥远的家。我们中间，却有人在乎、保护、珍惜、然后表达我们的“文化”，用某种内心的形式，而不是为了其它？

（附消失的王国的一段英文说明，可能有助于你了解一些什么：To understand this film properly, one has to be aware of Taiwanese history. The native Taiwanese who make up about 70% of the population and have gone through the Japanese colonialization, the 2.28 incident, and the martial government of the Kuomintang cannot help but have strong consciousness about being Taiwanese. The Kuomintang which took over the government later on, seized hold of the economy and all the institutions of power, disallowing the use of the Taiwanese language and fanning the flames of their discontent. Th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Taiwanese is quite apparent in this film as well.）

                                     前半部分写于5月21日夜，今天完成余下的。
   

引用

from 40

    最近买了两本杂志还值得一说，一本叫Ab 40 ，就是From 40。一本受众对象为40岁以上的女人的杂志。Motto是Zeitschrift von, fuer, ueber Frauen. Wie sie leben, was sie denken, wer sie sind. 就是A magazine of, for, about women. How she lives, what she thinks, who she is. 那天很滑稽，参加一个全部由女人参加的讨论晚清民国女性杂志的会，回家的路上，湾到一个书店，鬼使神差跑到女性杂志架那儿，一堆花花绿绿的美女封面中，一帧黑白的照片，一个不美丽不年轻的女人，倒变得显眼。原来是这样一本给这样一个“弱势群体”的杂志。我笑。国内好像没有类似的杂志，只有南周出的那本给精英男士的Mangazine，也没有定位得那么老。难道四十以上的女人，只能是烹饪、美化家庭诸如此类杂志的目标受众吗？可能因为两天以来一直处在一个“女性主义”的话语圈里，我禁不住有点愤愤地想。
    手里的这本杂志，很美好很安静。这一期的主题是Menschen und Tier: eine uralte kosmische Beziehung / 人与动物：一种古老的宇宙中的关系。这一专题的主打内容，是一位摄影师和她的作品。摄影师的名字叫Nomi Baumgartl，在一次严重的车祸之后，她与一只海豚和一只大象发生了一种深度的精神交流。
    照片都是自此之后拍的。很美很安宁。
    有关她的一组报道，标题下面是Nomi betrachtet die Welt mit den liebenden Augen. / Nomi用爱的眼睛观察世界。

    下面的专栏有这样一些：女人与哲学，身体/灵魂/精神，女人的历史，女人与政治，女人与旅行，女人与文学，文化（展览、电影、书、其他），企业文化，我们之中的女艺术家。

    文字还没有细看，图片却着实漂亮。所以大概最终还是说明，应付女人，眼睛比大脑要紧：）

    另外一本杂志是红通通的封面——没错，又一个关于中国的专题。是法国世界报Le Monde的出的德文版。且听下回分解吧。加上最近看到的明镜周刊的中国报道，又可以开一个讲座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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